在“七一讲话”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醒全党应当“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从新词频出的各地理论界现状来看，地方官员们正从各自现实出发实践这一要求。

　　地处西南的重庆，7月20～21日召开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主题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对重庆自去年开始致力于打造的“共同富裕”概念进一步阐释以及细化。始终处于改革前沿的广东，则刚刚公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把“社会建设”这一包罗万象的概念主要解释为下放政府权力于社会组织，将“万能政府”改造为“有限政府”。地处中部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已经自任“治庸计划”领导小组组长，掀起“吏治风暴”，在官员问责的外衣之下，包裹着他希望武汉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的宏大目标，河南由于在近期票决了二十九名厅级官员，对下属市级领导进行大换血，也被认为是正在推动“吏治新政”。

　　重庆：分好蛋糕

　　7月15日，中共重庆市委新闻发言人聂连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做蛋糕和分蛋糕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得。薄熙来最早提及“蛋糕”是在去年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原话为“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接下来的半年中，薄熙来也多次以这简明扼要的“蛋糕论”阐释其“共同富裕”的理论。

　　6月底，重庆召开了一次“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薄熙来本人出席，参会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董宏、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人，重庆方面安排与会学者们参观了重庆的公租房，又去农村旁观了“结穷亲”这些基层党建活动。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随后也刊发了一组探讨“共同富裕”的理论文章，均对其持肯定态度，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还在文章中提出“应站在重庆层面考虑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

　　按照重庆的设想，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当前的0.42降低至0.35，同时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薄熙来用另外一句更为严厉的话阐释了自己对“蛋糕的公平”的看重：“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

      广东：做大蛋糕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也提到了“蛋糕”， 在7月10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汪洋说：“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尽管对于“蛋糕”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渝粤两地的改革却并非全无交集。一年之前，汪洋率队前往重庆签署了《关于加强两省市全面合作的协议》，并在两地党政高层的座谈中祝贺重庆“打黑”取得的巨大成绩，薄熙来则在同一次座谈中，称广东是“全国思想解放的高地，值得重庆好好学习”。而在这次广东“加强社会建设”文件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还说这一文件的出台来自各种省外境外的调研，并专门提到“北京、上海、重庆等兄弟省市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社会建设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有和调研组同去重庆的广东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官员对重庆以公租房为重点的新型住房保障模式印象最为深刻。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祖籍四川泸州，对重庆以及广东均有切身的观察视角。他认为汪洋和薄熙来的表述实质上都是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只是各有侧重：汪洋看重经济建设长期都应是工作中心，薄熙来则重拾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中的“共同富裕”。两地的具体语境也不尽相同，广东面临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存有巨大的落伍压力，而重庆暂时并不可能和广东或者上海去比较经济增长，只能另辟蹊径。

　　在肖滨看来，关键应当看到在两种模式背后各自体现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元关系，即到底是延续国家和政府大包大揽的固有模式，还是给社会留下发展空间。从这一点来分析，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两地其实都注重民生，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两地事实上都是在中国的政党国家体系内部寻求改革，是同一种制度的一体两面。

      沪津党课

　　与重庆和广东相比，中国其他几个重要省份则相对低调，一把手们的工作也更为日常化。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7月15日京津沪渝直辖市政协主席第三次工作研讨会上表示“京津沪渝可相互交流借鉴”，但没有指向任何具体政策。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一方面在外事活动中会见了朝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总务部部长太宗秀率领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另一方面还在为北京最近的频繁暴雨操心，他与市长郭金龙一同调研防洪排涝工作，对立交桥的设计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与俞正声一样的是，他也很少在言论中提及其他地方的改革。

　　虽然实务领域的工作看起来一如既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适逢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各地领导纷纷有所表态，且大都以以往不常见的“党课”方式呈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的党课是前往南开大学，寄语学生们应当“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跟党走”，这次党课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张高丽在一头一尾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其中开头那首以“家乡”为题的诗最后一句是“希望是燃烧的火焰，燃烧的火焰”。

　　从新闻图片来看，张高丽的授课选在一个中型会议室，俞正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党课选在了体育馆进行，听众包括了上海交大所有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加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超出了5000人。在这次党课中，俞正声回答学生关于“党的未来”的问题时说：“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天津，都选择了更为安静的方式改革，这既由领导人自身的风格决定，也因和始终以改革先锋自我定位的广东相比，它们并无率先改革的传统。但安静并不代表停滞，这些地方的改革依然是按照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前进，贯彻的是中央既定的改革思路，“改革的共识不会发生改变，因为如果方向调转，中国将付出非常的成本，也会造成思想上的大混乱”。 ★本刊记者/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