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心普遍思定

　　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以及民生不断得以改善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

　　从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角度看,人心普遍思定这一情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为社会的安全运行奠定一个很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心普遍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进行。换言之,社会各个阶层都会程度不同地防范和警惕可能的社会动荡;是否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往往会成为社会成员采取各种行为的基准线。如是,客观上有助于大面积地减少社会矛盾问题加剧甚至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二、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

　　在中国的近现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现象。这种社会动员曾经极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直至民族获得了独立,并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如今这种社会动员传统更多地演变成为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

     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能够有效地化解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是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成功地实施了人类历史空前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难度极大的中国人口迅速膨胀问题。特别是,举国动员体制对于应对由灾难引发的公共危机,更是有着明显的作用。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成功运用了举国动员体制。

　　但是需要清醒地看到,举国动员体制有它的两面性,如果使用不当,则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其一,频度过高的举国动员。如果不间断地反复进行举国动员,久而久之，就极有可能会使社会成员对于举国动员逐渐形成一种麻木的心理,甚至是一种逆反心理,从而阻碍以后举国动员的有效形成与启动。其二,滥用公权的举国动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和豪华工程的建设,并使用了类似于举国动员的方式。其结果是负面影响巨大,既打压了一些民营企业的成长,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规则,也浪费了公共财力,延误了民生的改善,损害了民众利益。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三、务实、平和、宽容的精神传统

　　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传统。这种务实平和宽容的基本精神取向主要表现在:其一,黜玄想而务实际。无论是从民众的实用理性、不走极端的社会态度,还是统治者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来看,都浸透着这种务实的精神。其二,中庸平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伦型社会。要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众多的人伦规范,就必须采取中庸平和的行为方式。其三,兼容并蓄。中国文化当中“和而不同”的传统,强调多种文化类型的共存共生以及相互之间的自然融通和互补,而不是以某种偏狭的文化类型为尺度来划界,强行排斥、强行改变或是强行摧毁别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