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过路费”是怎么收的？由河南省高速公路收费方出具的详单来看，收费高主要是因为该车超载：超载时平均每次应缴纳近3000元过路费，空驶时平均每次收费仅需196.3元。前者是后者的15倍多。

　　368万元过路费引发了人们对高速公路收费的种种质疑。事实上，在过去数年间，以“超重违法”为由，动辄收取十余倍过路费的现象屡见不鲜。可是重罚之下，超载依然屡禁不止。除了甘冒大险的河南农民，甚至有个四川司机愿意出资两万元，请“有关领导”跟车体验司机们“守法就赚不到钱，甚至亏损”的境遇。

　　种种荒诞和看似不合逻辑的现实，根源在中国现有的公路建设和管理方式。剥开一起起高价过路费产生的个案原因，总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回避——公路作为一种公共设施，究竟应当如何建设、使用和管理？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理清，高速公路收费还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高速公路收费占物流业总成本的1/3，而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8%左右，比发达国家要高一倍左右。

“计重收费”是否合理

　　按河南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每公里0.45元计算，368万元过路费看似“天价”。但看详单，该车几乎每趟都是超载通行，其费用是空载费用的15倍多，这是造成“天价”最直接的原因。

　　其实从单笔金额看，这并不算极端。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车辆超重则“线性递增”的计重收费标准是普遍存在的。

　　北京交通大学一位学者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实行此举是因为重车和轻车对路面损耗不同，虽不能准确计算出超重车辆对公路的损害，但按倍数计重收费，能更好地补偿路损。因此，计重收费维护了大部分用路者的公平。

　　这里含糊了一个前提——国内的计重收费，首先是将车分成不同的车型和相应计重上限。通行时，如果不超上限，按车型收取相应费用；如果超过上限，则判定为违法，由此进入一个高倍收费的区间，开始“计重收费”。

　　在陕西省一个收费站里，记者看见，收费员右侧有一排按钮和一张表格，每当货车经过称重，如果没有超过表格上的数字上限，就按下“车型收费”按钮，如果超过，收费员就按下“计重收费”按钮。岗亭一位收费人员表示，仅由其个人经手的单次过路费中，“1万多元、两万多元的，都有过。”

　　“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是按车型计算，而不是按重量计算的。”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表示，当年制定收费标准时，因计重设备不普及，按车型收费“一目了然”，比较简单。尽管现在计重仪器已经普及，但按车型计费的标准仍没有改变。

　　这正是车辆企图超载的直接原因：按车型分档次，收费标准有高低，车主必然追逐某档次内的极限装载值，企图在人情执法中侥幸过关，甚至因想超载而改装车辆，不顾及安全隐患——公安部曾有统计数据表明，由卡车超载引起的交通事故，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

　　而在按车型收费基础上，再进行计重多倍收费规定，更值得推敲：一辆应载重20吨的车辆载重30吨，与一辆原应载重30吨的车辆，哪辆车对路面耗损更大？

　　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位国内某知名高校土木系教授。这位专家从事交通研究工作多年，他表示，从理论上说，两车对路面的耗损是一样的。但按照现行收费标准，前者上路将被收取数倍过路费，而后者则属于合法上路。

　　这样的收费标准，正是“天价过路费”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这些“天价过路费”去了哪里，有多少用于补偿路面损耗？目前，公众还没有看到一笔详账。

公路收费存在种种漏洞

　　在科学性有待推敲的高速公路收费原则下，还存在着种种“漏洞”和悖论。

　　本报曾接到举报称，深圳一家运输公司的集装箱货车，从天津装载33.62吨货物运往成都，至一个西部收费站时，按车型收费应为820元，却被判定超重而收取了15795元过路费，是原费用的19倍多。单笔金额和倍数，都远高于河南禹州的“天价过路费”。

　　为此，本报记者曾与《现代司机报》记者赴当地调查。据了解，2008年9月17日，该车在当地收费站过磅时称重55.6吨，比国家认定的6轴货车超限标准多出660公斤。但判定该车重量的，是当地收费站的动态地磅，学名为“动态衡器仪”，为五级磅。

　　这种磅的合理误差为±5%，“如果按规定匀速行驶过磅，55吨存在正负2.75吨的误差，实测57.5吨应视为55吨的合理偏差最大值。”陕西省计量科学院称量中心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工程师表示，660公斤正处于合理正误差范围内。

　　660公斤，对于一辆3.6米多高、2.4米多宽的6轴货车来说，几乎只相当于水箱、油箱加满水，或者集装箱顶部凹槽有积水的重量——事实上，据司机回忆，在过该收费站当天，的确下过一场大雨。

　　收费标准的拐点和误差之间存在重合，因天气等偶然因素对测重有疑义，这一“漏洞”看似不难解决。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过收费站的车必须经由这种不甚准确的动态磅测重，而且只允许通过一次，有疑义也不再重称。有一种“静态衡器仪”的称重结果较准确，但收费站多因造价过高为由，并未配备。

　　上述收费站位于西汉高速公路上，陕西省交通厅网站信息显示，该站通车3个月不到，就实现了“年度征费收入突破亿元大关的目标”。

　　除了技术上的“漏洞”和悖论，公路收费还存在着执法上的“漏洞”。

　　2008年，四川省井研县的大货车司机李杰峰曾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向国家12个部门及机构发邀请信，“愿意出资两万元，邀请领导坐他的货车走一趟。”他想要告诉“领导们”，长途货运车“守法就赚不到钱，甚至亏损”。

　　在他常走的四川夹江至云南昆明一线，行程1000公里左右，每趟运程要罚几百到上千元不等：因“安全设施不全”可罚50元；尽管车辆并不超限，还会按“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赔（补）偿费”再交50元；有交警让交200元罚款，但“讨价还价”后，也可交100元，只开50元的票……

　　“明知违法，塞点钱给执法人员过关，是通行做法。”李杰峰说，他按“随车记账本”计算，如果每趟生意都守法经营，账面至少亏损10091元；如果铤而走险，超载经营，“平均交1000多的罚款”，尚能生存。但是，正因一些地方执法不严，运输者各有“逃罚”高招儿，行业恶性竞争，运费不断压低，倒逼司机不得不再次“违法生存”，超载愈演愈烈。

　　李杰峰表示，如果执法人员能避免人情执法，所有车辆都守法经营，运价才能提升，他们才有“守法”挣钱的可能。

　　而今，许多高速公路都改以“计重收费”的方法。“按倍数实现计重收费，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罚款。”在律师周泽看来，这种“变相罚款”不禁止违法车辆上路，就不是在制止违法，而是一种变相的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