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对于未来的就业与生活的规划有着不同的想法，其中年近不惑的70后农民工的焦虑感尤其突出。他们上有双亲，下有孩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留城市或回农村的十字路口，下一站的选择异常艰辛，焦虑情绪在他们身上越来越强烈。

　　相比起来，比他们年龄小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资本是年轻。他们大多没有成家，赡养父母的压力相对不大，打工既为赚钱，更为见世面。毕竟，年轻让他们拥有较多的试错机会。而企业最欢迎的也是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因此他们也具有相对多的就业主动权。

　　而比70后年长的农民工，大多掌握了种地的农业技能，也并不十分眷恋城市生活，在城市获得一定收入后可以返乡务农。

　　而他们这些大约35岁左右、将近40岁的农民工，一方面已适应不了重返农村的生活，另一方面自己也已经过了企业用工的“黄金期”，对于在城市的未来显得十分茫然，且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更加紧迫。

　　年近40岁的农民工大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新一轮深化引发的民工潮中进城的。其中一些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勤奋，打工攒下了一定积蓄，有的甚至当了老板。但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看，其收入相比不断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相比被户籍隔开的孩子的教育费用，相比脆弱的社保体系，相比骨肉分离引发的后代教育缺失，相比奉养在老家身体日益羸弱的父母的费用，则显得越来越不足。焦虑情绪在这些农民工身上表现得越来越强。

　　分析导致这种焦虑的制度根源，他们虽然从农村到了城市，但社会身份没有转化，他们的社会贡献、对社会公共服务的共享需求没有被充分重视。概言之，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们尚未找到有效的破解之道，可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焦虑正在向更年轻的农民工群体传导。如今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摒弃餐馆服务员、流水线操作员等低端打工机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嫌苦嫌累，更因为他们对技能的渴望。面对其前辈遭遇的尴尬，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能学到技术和本事的岗位。

　　为了能让孩子享受好一点的教育，一些年近40岁的农民工宁愿选择离家乡更近的二线城市就业；为了能让收入更经花，有的宁愿选择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就业；为了实现创业梦想，有的努力寻找创业环境更好的地方。他们需要更慎重地考虑未来的规划与去向。

　　在这样的选择下，东部地区长期依赖低廉劳动成本盈利的劳动密集企业开始反思，有的想以提高薪酬的办法留住他们，但很多问题不仅仅是企业提高一点工资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必须承认，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二线城市活力也开始展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工有条件选择在家门口就业或创业。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不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条件，用工匮乏的现象难以彻底扭转。而且，年近40岁的农民工群体焦虑，也让后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自己谋生的城市与企业时，多了一份谨慎与理性，这也逼得一些企业和城市更加重视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认为，我国劳动力总量仍处于增加趋势，因此，用工荒是长久性还是阶段性尚难肯定。年近40岁农民工群体的焦虑在提醒我们，推进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教育培训，这些问题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短期看，都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解决的关口。（评论员 车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