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发表系列文章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国家财政收入从1993年到2008年增长了12倍。

　　但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公共事务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已无力承担由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公共事务。

　　而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地方官为了获得更好看的升迁“政绩”，不得不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

　　《瞭望》新闻周刊引述东北某农业大县的一名雷姓镇长说：“上边总说这个投钱，那个投钱，但政策性投入到我们这层，实际看到的非常少，就是投下来，大部分也配套不起。饭店菜再好，咱没钱进不去，吃不起啊。”

　　雷镇长说，去年他们申请了一个34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75万新元）的公共设施项目，上面投入160万，需要配套180万。而该镇去年全部财政收入也只有250万元。甚至连乡镇干部涨工资也得配套，配套不起就涨不了。该镇编制内加离退休人员一共38人，每月工资支出9万7000元，除了县里拨3万7000元，还差6万元需要自筹。至于村干部的工资，“我们13个村有10个村工资拿不到，有的甚至三年都没领到工资了。”

　　而江浙某省一个工业大县的黄镇长同样烦恼。尽管黄镇长所在镇年财政收入是雷镇长所在镇的8倍多，但面对的财政压力绝不亚于后者：“2008年经济发展困难，我镇财政收入2075.3万元，同比增长-10.7%；但上解（上交）1332.2万元，同比增长45%。”也就是说，不论经济形势好坏，上解收入旱涝保收，还要有较高增长。

　　据财政部网站公布，今年1月至9月份，中央本级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53.4%，地方收入占46.6%；中央本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21%，地方支出占79%。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拥有较多的财力只负责了较少的事务支出，地方政府用较少的财力要处理大部分的事务支出。

　　这种财权上的集权与事权上的高度分权局面，集中暴露了一个当下中国政府治理的大痼疾——政府间财力和事权严重失调，正在将地方财政变成了一根只能越绷越紧的“钢丝绳”。

在“对上负责”的体制因素驱动下，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财政压力直接下压到县乡基层。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近十年，正如基层干部自我调侃的那样，竟然伴生了一个尴尬局面——“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稳稳当当，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精精光光。”

      群体性事件

      和无财行政有关

　　而这样的社会后果尤其令人担忧。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8700起，2005年上升为8万7000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尤其是今年发生的恶性群体性事件显示，一些地方基层政权对社会稳定的控制力正遭到大幅削弱。有关专家认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财政的困顿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文章指出，中央财政的富饶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的贫瘠，正在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绷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历史证明，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是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转嫁到中央财政和中央政府的身上。因此，如果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性质的财政体系，中央政府就不能让地方财政继续“红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