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只去过北京上海，就断言中国发达，鼓吹“中国责任论”，肯定会招来质疑；同样，只沉迷于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或者只盯着拆迁纠纷、食品安全，也很难了解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这个中国，既有雄心勃勃的集体意志，也有日益多元的个体诉求，既有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也有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县治则国治”，在一个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90%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70%以上的国家，县级治理向来是中国政治的“稳定器”；而作为自近代以来的“巨大存在”，广袤的乡村更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的厚重基石。

　　因而，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就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施政为民的重心所在。现实正在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上访问题，还是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根源常常在基层；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四川白庙乡的“全裸账单”，改革创新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基层。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保持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这就是基层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直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历程和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单位制变化、户籍制松动的语境里，基层治理的结构该有何种变化？社会管理的新抓手是什么？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在取消农业税的“后税费”时期,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如何实现？在“流动大军”超过两亿的背景下，“空心村”里的留守人群的权益怎样维护？在利益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在哪儿？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萌发的时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

　　这些年来，不管是学者对基层政治生态异化的担心，还是有人对“故乡沦陷”的忧思，无不折射了转型期基层所蕴积的种种问题。也正是怀着对基层政权“悬浮”的警惕，着力于对基层治理支撑点的构建，近年来，中央大规模集中轮训县委书记、县级公安局长等基层干部，反复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并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把基层视为重点、难点和关键点。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大多成功的制度创新，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诸多发展成就的取得，也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发展意愿。一方面，“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并与社会各个群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落地，也需要与“基层意愿”和“基层探索”实现对接。在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下，只有打通“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才能让改革在基层试点上不断突破，在先易后难中稳步推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关注基层治理时，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转，是因为基层片面逐利、违规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看的指责干的”，理解一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把握基层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权力有限而责任很大，工作对象有限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无限，工作时间有限而目标任务繁多。“土地财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上访堵截，又是源于怎样的考核压力？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否有升迁的“天花板”困局？只有类似问题得以正视解决，才能进一步解决基层发展的制度瓶颈，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进而优化基层的权力生态， 夯实基层的治理基础。

　　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是人；一个国家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