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实际上，“关键时期”与“攻坚时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攻坚时期；而攻坚时期要特别避免“GDP崇拜”——我国在前一时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从而使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平稳发展（经济与生态、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协调）、较快发展（既非零度增长但也不是最高速增长）。所以，“十二五”规划的要义在于：“增长”并不等价于“发展”。GDP目标仍应被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只是其侧重点不再是GDP增长率，而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经营效益、资产质量对GDP的贡献率，这意味着GDP目标应在“十二五”规划中成为推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尺。

　　然而，有报道称，国内不少省份推出的地方版“十二五”规划——提出5年内GDP总量翻番，实现15%的年均增长。

　　我以为，不同的发展规划观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取向：一个是传统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GDP崇拜”特征，即，以GDP增长情况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样也就会以之来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状况。一个是科学的取向。这种发展规划观避免了“GDP崇拜”，而是注重以人为本的综合协调发展，即，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重视民生福祉、重视社会公正、重视幸福感受、重视绿色发展。

　　任何一种发展观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对以下一些重要关系的处理：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以“GDP崇拜”为特征的传统发展观，所呈现出的实际效应表现为，只注重眼前而忽视长远，只注重经济而忽视社会，只注重人类而忽视自然，只注重物质而忽视精神。

　　因此，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偏颇的发展观；而崭新的发展观则是综合的、协调的、辩证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其典型代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我们对于“GDP崇拜”还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质上已经从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的高度上指明了“GDP崇拜”的病态及其危害。所以，如果今天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原则上仍然存在并在发展实践中仍然表现出“GDP崇拜”的话，可以说，就多少带有一种非理性的症候。

      从一般意义上讲，GDP只是说明经济增长数量的一个指标，甚至从最通俗的角度讲，只是表示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例如，修建一座桥梁，计入GDP一次，把这座桥梁拆除，又计入GDP一次，却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品质高低。经济增长的品质必然通过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贡献率来说明。

　　无意识状态之下的“GDP崇拜”情结，可能是导致中国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症候。科学发展观是造就中国后发优势的指导思想，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如果仍然存在“GDP崇拜”情结，则可能导致中国形成双重后发劣势的一种典型症候。

　　在今天的中国，发展环境中已经存在或潜在着多种重大问题，如果再以“GDP崇拜”取向去进行发展规划和从事发展实践的话，无疑将会进一步引起生态环境风险的骤增，社会风险的增加，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彻底丧失。

　　“GDP崇拜”这一发展目标的“鸦片”或“迷幻剂”，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非理性发展的走火入魔，使发展之路误入歧途。因此，为了纠正以“GDP崇拜”为特征的非理性发展观给中国带来的消极效应，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取向。

　　首先，仍然应该重视GDP，因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样应该重视人均GDP、绿色GDP、幸福指数等。如果说“GDP崇拜”，表明了某种非理性的目标追求或病态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重视人均GDP则表明了重视民生状况的取向，重视绿色GDP则表明了重视生态环境质量的取向，重视幸福指数则表明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取向。

　　其次，由于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官员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不断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化措施，对于尽早终结“GDP崇拜”，无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进一步完善GDP核算机制。目前，我国GDP核算采取国家和地方独立核算机制，而非简单的加权汇总。从理论上讲，由于重复统计、统计资料来源和系数不一致等问题，国家和地区GDP存在一定差距不可避免。关键是，这种核算误差长期以来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地方GDP之和高于全国核算数据，这一情形，已不是统计技术层面的因素，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追求“政绩”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国家GDP差距过大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新近印发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加重民意分，降低GDP比重”。可以说，过去唯GDP是从的政绩考核理念已经到了进行重大变革的时候了。而强调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等，应该成为新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关键词。（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