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俞正声书记的一番表态震惊众人,“高级干部”的以身作则,应该能为大家期盼已久的制度自上而下荡平一些障碍。

    世界各国反腐经验表明,领导干部财产若不公开,廉政监督将是一句空话。如今喊了近15年,终于喊出了一些眉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连续5年提出“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韩德云而言,无疑值得高兴。然而,到底要怎么实施才能比“要实施”的承诺来得更为直接?毕竟我们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目前制定财产申报制度是否管用?毕竟我们已经有一套旧有的标准,还有各地不同程度的突破,是要设立新法还是完善原有制度?毕竟我们不少现任官员对于财产申报制度的惰性有目共睹,这个关键的推动力、突破口又在何处?财产申报要实施,但如果没有详细的规划、深思熟虑的远见,财产公开会不会再次走回昔日“温柔”“无力”的老路,或者如一些现有实践一样,在一片舆论热烈喧嚣之后又重归于寂静无声?

    1974年的水门事件如同一声惊雷,造就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从而催生了规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政府伦理法案》。在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高级官员和雇员适用公开申报,任何公民均可查看或复印其个人财产报告；而秘密申报的材料不予公开,由各单位内部掌握,适用于中、下级官员和雇员；一般公务员不用申报。并非说别人的经验就要全盘移植,但俞正声书记的公开表态至少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改革的方向———权力必须有相互制约,下级受上级监督,上级受公开监督,才能保证制约的平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财产”时,特别强调了“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的政策”,这也许正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关键突破口与推动力。

    1994年,全国人大就已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至今该法仍蹒跚在路上。关键就在于这项制度背后牵涉太多法律、人情、信用、执法能力等因素,如同木偶戏背后的多根线绳,一旦缠绕就可能让当初的设想彻底走样。(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