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调查，共有北京、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和湖北等地2568名农民工参加，其中男性占51.3％，女性占48.7％。受访农民工当中，20岁~29岁的占30.4％，30岁~39岁的占32.2％。其中,初中文化的农民工占49.1％，小学文化和高中文化的分别占22.0％和13.7％。

    调查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改善生活水平。79.4％的农民工表示，外出务工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想到外面多挣点钱养家；77.9％的人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71.8％的人是想出去见见世面，找机会发展。

    此外，59.3％的农民工希望家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41.7％的人希望挣钱后在城里安家；43.0％的人“喜欢城里的生活，不管能不能常住，都想试试”；还有39.2％的人是因为在城市更能发挥才能。

    参加培训对农民工到底有什么回报？调查发现，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4．28元／小时，参加过一次培训的人平均工资为5．04元／小时，参加过两次或以上的人收入为5．76元／小时。调查报告认为培训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同时，还有62.5％的受访农民工认为，接受培训后更容易就业和创业，反对这种说法的仅占6．1％。

    不过，调查发现，农民工培训在总体上缺失严重，超五成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接受过一项培训的人占33.7％，受过两项培训的占7．2％，受过三项及以上培训的占3．8％。

    什么机构完成对农民工的培训呢？调查发现，提供培训的机构以用人单位为主（39.2％），另外有29.2％的人有过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经历，接受过政府部门提供培训的农民工仅占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范雷博士，参与了此次调查。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但很多地方的培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成功的培训机制应该既能获得口碑又能获得效益，还让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四方受益。”范雷介绍，重庆有一家这样的培训学校，初级课程对农民工免费，通过培训考核的农民工会被推荐到效益较好的企业工作。农民工就业后，学校还会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学校因此在农民工中形成口碑。不过，农民工如果在学校里继续学习高级课程，就需要付费，但很多农民工还是愿意自己掏腰包参加。

    “农民工应由输入地政府为主导组织培训。”兰州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唐远雄也参加了此项调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以往的培训是由农民工户口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来组织，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享受了好处，却基本没有培训的义务，而输出地由于不享有农民工培训的益处，对组织培训缺少积极性。这导致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培训走样，甚至一些地方将上级下拨的培训费，变成了自己的“额外收入”。

    唐远雄认为，很多农民工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导致一些好政策无法享受。调查也显示，尽管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出台了多项扶持农民工的政策，但51.4％的农民工表示“不太了解”，32.6％的人“完全不了解”。

    对于创业，约有六成农民工希望在城市里从事家庭经营。其中，希望从事零售业的比例最高，达到22.4％。还有11.9％的人希望在城市从事餐饮业。

    对政府发布的创业扶持政策，农民工的知晓率普遍较低。调查发现，“提供返乡创业贷款”和“提供返乡创业培训或补贴”的知晓率最高，但也仅仅达到39.2％和26.3％。同时，41.0％的人认为，对创业会产生重要帮助的政策是“返乡创业贷款”，其次是“创业培训”（20.9％）和“创业技术服务”（16.7％）。

    调查还排出了普惠性农村政策在农民工中的知晓率，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免除农业税”（86.6％）、“免除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费用”（84.2％）、“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76.5％）、“家电下乡”（65.4％）和“实施粮食直补等各项补贴”（56.1％）。（记者 肖舒楠 韩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