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琪绘（人民图片）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编者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　周猛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划……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就买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