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暗藏腐败隐情惧怕问责或陷身潜规则加重心理负担或无力应对社会矛盾多发局面

公职人员是“弱势群体”?不久前出炉的一份调查报告令不少公众难以理解。

专家分析认为,“弱势感”的来源恰恰是公职人员对自身问题的惧怕,是腐败分子对随时可能被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拉下来的恐惧。

也有专家提出,公职人员的这种心理与我们目前矛盾多发的社会状态是相吻合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矛盾,在公务员内部也存在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加上一些潜规则的存在,使得一些公务员产生了负面心理

公职人员“雷语”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语出自重庆市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语出自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受贿是为了经济发展”——语出重庆市潼南县原常务副县长谭新生；

“我不贪污,当官干啥”——语出山西省某村村支书；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些不乏黑色幽默的语句当中,处处彰显着强势、强权思维。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项近日出炉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近半数(45.1%)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是“弱势群体”。

一边口出“强权语句”,一边却以“弱势群体”自称,这样的矛盾令不少公众难以理解。

官场潜规则带来“弱势感”

公职人员弱势感何来?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公职人员如履薄冰；二是在某些地方存在“潜规则”的情况下,很多公职人员深感无背景不好办事；三是公务繁杂,既想有政绩让上级看得见,又要做民心工程让老百姓满意,但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

对此,有评论指出,目前在干部队伍中无能者担心被淘汰,贪污腐化者担心被查处,甚至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都有可能遭遇问责,由此公职人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也就不奇怪了。

供职于北京市某区政府的刘女士向《法制日报》记者坦言:“现在的政府信息公开等各项惠民措施都是万众瞩目,稍有不慎就会留下话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心理上压力很大。”

但是公职人员这样的“大倒苦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网友直言不讳:自感弱势的公职人员未免有些“矫情”。

“公职人员这些通常意义上的‘精英阶层’在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不足和边缘化,他们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时难免被质疑为‘无病呻吟’。毕竟,相对于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弱势群体,他们真不能算是弱势。”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吴先生对记者说。

公职人员属弱势群体一说虽然并未得到认同,但公职人员的自身“弱势感”已造成现实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公职人员自杀等非正常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一年就有13名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2010年以来,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已有8起,其中大部分为自杀,事后调查表明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公职人员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此类事件会造成不良循环,给其他公职人员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使其“弱势感”增强。

“弱势”背后或藏腐败

从官重恭慎,立身贵廉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近半数公职人员自感“弱势”的调查结果非常符合我国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

“可以这么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不是很廉洁的。如果说有权力还觉得自己处于弱势,只能说,他在使用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因此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力来袒护自己。当没有这种袒护时,他对自己能否继续在此位子上待下去产生了怀疑、产生了恐惧,觉得自己是高危者。”林喆认为,“弱势感”的来源恰恰是公职人员对自身问题的惧怕,是腐败分子对随时可能被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拉下来的恐惧。

“如果公职人员一定要说自己‘弱势’的话,那只能说明公民的监督越来越有效力,权力也越来越多地被置于阳光下。而这些给曾经‘强势’的公职人员带来了不习惯的感觉,才产生了干部的‘弱势感’。”根据长期的媒体从业经验,吴先生认为,近年来持续猛增的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公务员这个群体衍生的各种福利和社会资源仍不可小觑,“弱势”只是因为制度的进步使得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强势了。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在制定公职人员监管措施上呈现出数量逐年加大、不断细化的特点。此外,近两年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些对全党局级干部进行学习培训等规定,加大了对国企地产业的整顿管理,加强了对高校腐败的惩治以及对用人制度、监管制度的建设力度。

“从监管的进步来讲,以前公务员的整个运作流程是不公开、不对外的。现在很多事一发生就被报道出来,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性的提高。由于公开性提高,问责也加强了。公职人员一直以来都是拥有强烈的自豪感的一个群体,现在居然感受到‘弱势’,不得不说是网络、媒体、社会的监管使得从前公职人员们不受监督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杨建顺举例说,3年前,陕西省绥德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曾对媒体感慨“以前没有网络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位宣传部部长的一句牢骚意味深长,映射出的恰恰是目前监督的强而有效。

明确权责扭转非正常心态

在采访中,作为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刘女士坦言,目前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考核标准较为主观、需要唯上是从,对未来稳定预期性不够导致了她的“弱势感”。

一名在政府部门从事矛盾调处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很多事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面对这样的工作,难免会焦虑、困惑,有时还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加上工作成绩的考核,就更让人感觉自己很弱势。

“实际上公职人员的这种心理与我们目前矛盾多发的社会状态也是相吻合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矛盾,在公务员内部也存在诸多的矛盾,不公平、不公正乃至一些潜规则的存在使一些公务员产生负面心理。”杨建顺认为,这种负面心理的产生根源在于对公务员的权利、义务的明确化出现了问题。

杨建顺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干部乃至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不够明确、不够客观、欠操作性。

“由于不够明确,所以公务员会产生无所适从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唯领导意向、唯舆论导向来行事,这样就加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杨建顺说。

“而目前,‘怀疑公职人员’已经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情绪,这种带有情绪化的官民隔膜加深了公职人员的危机感和弱势感。”吴先生说。

杨建顺告诉记者,现在许多事情发生后对公职人员的处置是基于民众的情感化的谴责,属于非理性、非制度性的,存在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状况,不能从长远解决问题。

“责任追究制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杨建顺说,在不断强调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把干部的权利和义务法定化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只有建立一个科学、公正、公平的评价指标体制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公职人员养成健康的工作状态”。

在采访中,不少人对记者表示,针对公职人员的这种感觉上的“错位”,应当及时建立公职人员心理疏导常态化的机制。

对此,杨建顺认为,对当下矛盾多发期的公职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机制、程序、标准的建立。只有在机制、程序、标准和具体支撑的条件下,社会疏导体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心理的疏导才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职人员才会有一个安全的心态。

林喆也提出,解决公职人员“弱势”的这种心理,应该把对公职人员的心理调适工作放在日常工作的程序中,应当设立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对话制度、特别领域的信息公开制度、谈话制度、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开述职制度等9项制度。

“其中的谈话制度可以让党和政府内部人员之间得以顺畅地沟通。激励谈话就是对公职人员平时做得好的方面进行当面表扬,与之相反,诫勉谈话就是要在公职人员做得不好的时候当面提出批评,不要等到公职人员由小贪变成大贪,最后被抓起来了才去批评他,而是要把批评放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指出错误帮助其改正,防微杜渐。”林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