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重新考证《水经注》,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而其源头,则要从二十世纪初由胡适、梁启超等人所阐释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谈起。

    胡适为戴震翻案的学术心理耐人寻味

    所谓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参与四库全书的修订工作,并主持《水经注》的校理,并成为当时《水经注》的官方版本。然而在戴震逝世后三年,乾隆四十五年,四库馆中发现了由浙江采进之民间刊刻的赵一清《水经注》校本,于是出现殿本《水经注》戴震“参用”了赵一清校本的传言,但在当时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事隔五六十年后,道光间魏源、张穆等人撰文指斥戴震主校殿本《水经注》“袭赵”。民国初年,王国维、孟森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一桩 “抄袭”案件经几代人辗转流传,“几成定谳”。

    此案经过胡适的考证,得出结论:戴震在四库馆主校《水经注》期间,赵一清本《水经注》虽已进献四库馆,但戴并非得见,因而也未袭赵。而赵本与戴本的相同之处,胡适认为是属于科学史上平行研究同时发明的案例。

    在胡适看来,由于戴震以博学与考据功夫名动京师,所以当时以举人身份破格入四库馆。然而,事过五六十年后,魏源、张穆诸人为何指摘戴氏抄袭呢?胡适说,魏源等人“欲为朱子报仇”。甚至近人王国维、孟森等人的仇戴心理,也是基于一种“为朱子复仇”的“正谊的火气”。胡适引魏源攻戴之说为证:“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不愿有此弟子也。”毛大可即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专攻朱子。而江氏(慎修)为戴震同乡老师。据魏源等人说,戴震名重京师之后,对江慎修不称先生,但称“同里老儒”。因此构成戴震的另一条罪状:背师盗名。

    在胡适看来,在戴震抄袭一案中魏源、王国维等人都是基于同一种心理:为朱熹复仇。而戴震与朱熹相去几百年,又何仇之有呢?这里便牵扯到清学内部的所谓“汉宋之争”。所谓“汉宋之争”据胡适的解释,是指清初的学者,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主张师法汉代经师,并自命这种以考据、训诂为业的学问为“朴学”,以区别于宋明高谈性理的“理学”。而所谓理学,虽然一般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正宗,但因朱熹在官学中的崇高地位,故而向朱子问难,而戴震针对的目标显然是朱熹,于是崇尚朱陆的宋学派视戴震为眼中钉,甚至捏造出一个“《水经注》袭赵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之对攻戴派的心理分析不乏神来之笔,而他为戴震翻案的心理动机同样耐人寻味。胡适写作此文的时间是1944年10月,其时王静安、孟心史诸人均已做古,而胡适痛责王、孟两位前辈,大约也不免动了一点“正谊的火气”。笔者以为这里面牵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整理国故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等人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所以为戴震辩诬翻案,于胡适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