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不等于高质量

　　应对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转型剧痛、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打破“唯GDP”惯性与量化经济转型目标，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背景和特点。“十二五”规划编制与以往五年规划的最大不同点，便在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新变化。

　　对此，经济学家们趋于共识的判断是，全球经济可能将进入一段难耐的时期，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竞争加剧等多重特征并存，旧的均衡稳态打碎之后，全世界踏上了寻找“新稳态”的征途。

　　这些新变，将直接压迫中国扩展外需的空间，倒逼中国调整结构、扩大内需。

　　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将进一步凸显。这是我国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对未来国内形势、问题的基本判断。

　　高增长不等于高质量。持续的高增长下面，累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形势下，中国发展的内部矛盾愈加突出。

　　当前，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失衡，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大进大出”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有必要从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难度大幅增加。

　　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研究看，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要难，许多国家都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为摆脱这些陷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实现内生化，经济社会必须得到转型。

　　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将是“中等收入陷阱”，处理不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唯一出路。

     增速将趋于正常合理

　　花旗集团在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判断，尽管未来几年预期实际经济增速仍将继续高于目标，但中国经济已不太可能重回两位数的增长。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认为，鉴于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和资金成本上升这6个原因，中国GDP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10年的10%左右下降一点，“这应该理解为是进入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十二五”规划制定发展增速目标，吸取了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教训，避免掉入“低质量高增长模式”，即片面追求GDP扩张、数量驱动，攀比高速度而忽视提高增长质量和减少发展成本。

　　政绩考核不再“唯GDP”

　　市场乃至全社会对规划中GDP增速目标的关注，恐怕更多源自数十年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唯GDP论”，前些年，GDP这根指挥棒往往成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GDP考核只能反映经济发展总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协调以及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无从体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指出，如果地方政府总是把GDP放第一位，调结构、转方式就永远被放在次要地位。

　　“过分强调GDP，会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忽视长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说。

　　“‘十二五’规划中不再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目标，不再简单地看GDP的增长速度，而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科学发展统领发展大背景下，一个新的考核体系有望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实现。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面对的公共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并且这种需求不单单是经济上面，而更多的集中在社会层面。”作为“十二五”规划课题的参与专家，孟庆国说，“十二五”期间将会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发展目标。

      经济转型与政绩挂钩

　　在“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的铁腕限制性指标，以硬考核与官员的政绩紧密挂钩，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

　　接力棒传递到“十二五”，下一个对官员的硬考核指标将会是什么，成为崭新的命题和期待。而对照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势在必行引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官员升迁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挂钩。

　　粗放型转向精细型，定性转向量化管理，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的实现，要通过一系列科学规范的量化管理指标来实现。”汪玉凯说，“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而这些国际责任正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指标体系才能达到。”

　　“唯GDP论”的发展思路已难以为继。事实上，从上到下，以民众福祉为旨归，扭曲的政绩观正在逐渐转向，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的状况。”民生指数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