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精神疾病患者实施的凶杀占凶杀案例总量的7．8％－14％，在凶杀案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案例中，与精神病理因素有关的占60％，暴力行为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特殊联系（《检察日报》2009年1月26日）。而我国的精神病患者中只有20％就医，另外80％因各种原因而流散到社会中。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承受的压力加剧，我国精神疾病的现状愈发严峻。

    每一次精神病人酿成巨大社会悲剧后，我们都会见到领导批示“迅速控制行凶者，查清案情”、“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做好伤亡人员亲属的安抚和善后工作”、“相关部门要引以为戒，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可精神病人行凶这一社会问题，仅靠“相关部门”的个体努力就能确保安全吗？今天的被害者是小学生，明天可能是路人，后天就可能是你、我、他。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可现实中往往只见家属或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很少见到政府的强制医疗。

    实际上，当一个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其家属或监护人不仅难以承担看管和医疗重任，而且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下。法律的本意应该是，当一个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由政府强制医疗。当政府的强制医疗使精神病人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时，再由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继续医疗。同时，政府应该建立精神病人档案，定期回访，建立求助热线，随时准备让精神病人接受强制医疗。

    只要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这个家庭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还可能面临各种潜在歧视，而且至少有一人不能正常工作。更严重的是，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用往往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的。据统计，在专科类医院里，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以32346元每人次的总花销雄踞榜首（《广州日报》3月2日）。对此，政府应该对精神病人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对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进行减免。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很多症状轻微的精神病人本该接受医疗，但由于医疗资源紧张或担心承受社会偏见，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以至于恶化。截止2009年9月,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仅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仅有1．26名精神科医师，全国地市级以上精神病医院不足千家，心理医生缺口90％，全国至少有5600万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

    因此，政府应加大精神病治疗机构和医护队伍的建设；应加大宣传，营造社会关爱氛围，切实地让精神病人早发现早治疗。

    如果说被精神病人伤害是“天灾”，那任由精神病人散落民间就是“人祸”。精神病人这枚“不定时炸弹”，还要靠政府来拆除“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