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湖北省房县潮旺村，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地之一。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青年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参与制定、执行国家方针政策。他们多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也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脚却从未走进基层、踏入农户，也听不到、听不懂乡土乡音。百村调研活动，正是为了让青年公务员接地气、明国情，真正能与基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房县团是530名青年干部中的先头部队。27名成员分别来自国务院办公厅、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要害部门。他们中年岁大的不过40，小的只有25。职级都不算高，但都承担着机关繁重的日常公务，进京“跑部”的地方大员见了他们无不客客气气。

　　此行让他们大受震撼，大得教益，大有收获。

　　堂屋里的棺材

　　在涂慧心目中，农村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菜地，开着各色的花，蜜蜂、蝴蝶在中间飞舞，很难和漏雨的房子、馊味的饭菜联系在一起。这位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中心的年轻干部，从未体会过稼穑之苦。

　　房县，毗邻神农架，是国家级贫困县。潮旺村在山峦深处，全村316户，共1243人。和其他村落一样，潮旺村的精壮年多出外打工，满眼望去尽是老弱。4月以来，这里干旱无雨，苗不生长，地无生气。正于此时，百村调研团来到村里。

　　调研团的第一站是慰问特困户。其时，大家都还沉浸在出门的兴奋中。青山绿水间，欢歌笑语。但很快，每个人的心都沉重起来。在特困户李文新家，别的没见到，迎面就是两口棺材在堂屋正中。这是为什么？之前并未听说有红白事，调研团成员都愣了。

       李文新，74岁，20年前被诊断出黄疸肝炎，4个月不能动弹，曾去邻村看过村医，花了一头猪的钱没能治好，再也舍不得花钱，病就搁在身上了。老伴儿双目失明，且有肺病，没钱治，几乎没看过医生，拖着以为能自愈，终不能。

　　调研团成员纳闷儿，农村不是有新合作医疗了么，怎么不去县城医院看医生呢？

　　李文新脱口而出：“城里医院一进去就交很多钱，交不起！”肝炎传染，他的儿女也受此病纠缠，家里入不敷出，也无力管父母的事儿。担心身后事，李文新早早着手准备，进山拉木打了两口棺材，备着。

　　活着就为自己准备好棺材，这不是等死么？对于来自北京的青年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的事儿还不止这些。

　　张千梅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灶台上的饭不知放了几天，也不知原来是什么成分。一个板子上放着调料，其实除了盐巴什么也没有。两个玻璃罐子里装着白浆子，涂慧以为是酸奶，摇一摇，立刻反胃得想吐。她转到屋后发现了点喜庆的东西：一张年画。经过风吹雨打，年画早已褪色，“恭喜大发财”却赫然可见。涂慧用相机拍了下来。

　　老人见到年轻人来，非常激动，嘴里一直说着“感谢！感谢！”。她略一走动，衣服上的一个个破洞就更为刺眼。涂慧在屋里转悠半天，想找点“有价值”的东西拍。最后拍到的是一个木方桌上堆的几件破破烂烂的衣服。那是老人全部的衣服。

　　调研团离开时，张千梅坐在门槛上望着。涂慧回头看到，不禁泪流满面。“衣食无忧的我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下，从小就充当着‘霸道公主’的角色，不许有人和我争抢，从来不知道在中国农村的某个角落，还有人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她说。

　　此后几天，涂慧又去了张千梅家，还送了一个手电筒给老人。在总结中，她写道：“我下定决心，回到北京一定努力感动周围的人，多关注一些农村的发展。”

      真需要，真不可能

　　开心果，一种再寻常不过的零食。可是，在房县南潭小学的孩子们那里，它仅仅是3个汉字的罗列。5月10日，调研团成员将“开心果”带给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开心果的味道。

　　南潭小学负责潮旺村、南潭村和兴胜村所有适龄儿童的学龄前培养和小学教育。有学生80余人，教职员工9人。2010年，学校改造、新建了教学楼、餐厅、澡堂和厕所。和调研团座谈的是四五两个年级的学生，有31人。

　　虽然缺开心果，但是这里不缺开心。孩子们的笑容映在脸上，那是大山最美的花朵。谈到理想，很多孩子说，他们想当医生。原因是，医生不仅受人尊敬，而且亲人得病了，自己可以帮上忙。这是现实的需求。农村医疗条件差，乡亲们往往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饱受折磨不说，还可能小病拖成大病。孩子们年龄小，看到的却很多。

　　调研团发现，如南潭小学一样，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农村小学的硬件设施上去了，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但是上学远的问题突出出来。不少村小学被撤销。比如潮旺，2000年，还有自己的小学，昌盛时有学生150人、教师4人。10年中，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潮旺小学的生源萎缩到十几个，最后不得不并入南潭。

　　来自教育部国家教育督导团办公室的青年干部赵鹏说，在现有条件下，农村适龄儿童减少，使得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成为必然，为的是教育资源得到集中并有效利用。“但没想到上学远的问题这么严重，尤其是在山区”。

　　在调研团即将离开的时候，一位叫张庆根的老汉特意找来，说是向“中央来的人”反映情况。老汉77岁了，和8岁的小孙女相依为命。为了让孩子上学，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赶13里路送她去南潭。看到孙女坐进教室，他返村去干农活儿。一天往返4趟，得走52里路，风雨无阻。

　　“为什么不让孩子寄宿呢？”来自铁道部的王胜永问。“没有钱啊。去年寄宿要750元，交不起，今年又涨了，975元！”张庆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