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成为信贷大幅增长主体的城商行，很快成为监管方的重点“关照”对象。

昨日，全国主要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以及全国各地银监局的一把手汇聚上海，参加银监会组织召开的城商行董事长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一位城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告诉CBN记者，会议主题是“城商行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会上，银监会主席 刘明康 提出了城商行发展的“三不要”，即不要讲速度，不要讲规模，不要讲排名。

这是对城商行近期信贷大幅增长的风险警示。而这可能意味着，在四大行主动信贷收缩，股份制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紧张自动压缩信贷之后，接棒信贷高增长的地方银行未来也将迎来信贷增速的回调。全国银行业整体信贷增长有望回归理性。

城商行扩张潮

CBN记者从一位城商行高层处获悉，该会议召开前，监管部门提前通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将与今年前三季度贷款增速超过40%的城商行董事长单独谈话。

导致监管方对城商行信贷增速如此关注的导火索之一，是9月份城商行信贷的大增。

央行数据显示，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167亿元，四大行仅为1105亿元，占比从此前70%以上的水平陡降至24%左右，其他13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仅新增154.25亿元。与大型银行信贷投放萎缩相反，当月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政策性银行等机构新增贷款高达3908亿元。

事实上，城商行成为信贷主力，也绝非两三月之功。

过去两年，城商行经历了一轮高速发展期。先是部分城商行变身“省商行”，部分领先城商行实现了上市融资，之后更多省会级或中心城市级城商行纷纷迎来了重组、引资、更名等，实现了大发展前的翻牌，并且大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五年发展计划。

与此同时，城商行跨地域的外延扩张也受到关注。

今年4月底，出于支持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考虑，监管部门放宽了城商行异地布局的市场准入政策。一方面，设立异地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相关指标达标即可申请；另一方面，审批程序得到简化，省内分支机构审批权限下放给各省银监局。

3家上市城商行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银行5家异地分行新增贷款占全部贷款增量的41%。南京银行4家异地分行更是贡献超过了半壁江山，扩张步伐稍慢的宁波银行，截至6月末，其宁波地区贷款比重也由年初的83.18%下降到75.35%。

粗放经营暗藏风险

各地城商行的扩张欲望再次被政策点燃。但粗放型扩张的风险也开始暗中累积。

饱受争议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即是一个例子，在今年3月涉案金额高达4.6亿元的骗贷案件曝光前，自2005年起该行就举起了“超常规发展”的大旗，对速度、规模、排名的追求可见一斑。贵阳市商业银行则在今年曝光了6000万元的骗贷案件。

“城商行过快的增长速度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一些城商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很高，贷款垒大户现象也在变得严重，有些银行的资本金不足问题也重新暴露。”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CBN记者说。

尤其是单一客户授信问题，今年以来很多城商行都超标。按照银监会规定，单一企业或单一项目的融资总额不得超过贷款行资本金余额10%，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不得超过15%。

但由于城商行资本规模小，上述监管要求直接导致各城商行在上半年的政府投资项目争夺中处于下风，而在扩张中，城商行也极易突破该监管限制。

但这触动了监管部门的政策底线。针对授信集中度的贷款清理、重组工作，也成为今年上半年各地银监局的工作重点。

刘煜辉指出，城商行异地扩张还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普遍态度是先跑马圈地，而没有从自己核心竞争力出发。

警惕“裙带关系”风险

城商行发展的另一个风险，是“亲政府化扩张”。据透露，此次会议上，城商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成为议题之一。

记者了解的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在今年上半年约60亿元的信贷增长中，有30亿元投到了各级政府投资公司，其中，既有省级政府投资公司，也有市级甚至县级政府融资平台。

“城商行发展的特殊性，就是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可以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同时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被动影响。”郭田勇说。

实际上，2003~2007年的城商行改制过程中，银监会的要务之一就是督促城商行完成贷款去政府化过程，努力逐步摆脱政府部门对城商行的干预在不良资产处置等环节都有体现。

从2008年底以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3000家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

刘煜辉认为，在本轮信贷冲锋中，银监会一直较为警惕的贷款亲政府倾向有抬头的可能，全国3万多家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难以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