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赵娟 宋飞 一位基金行业分析师观察到，国内基金公司的董事长一般有三种情况：每天或每月大部分时间在基金公司办公；每季度或每月偶尔到公司一次，有股东方职务的兼职董事长居多；第三种即除了董事会等重大事项外较少到公司，有管理层强势的公司常如此。

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多为专职董事长。

“专职董事长”可以简单理解为：董事长在股东方或其他单位没有行政职务。本报调查统计，国内60家基金公司中，存在专职董事长的公司约有26家，专职董事长公司的数量逐渐已在基金业占据半壁江山。

“有专职董事长不成为问题，一些专职董事长或多或少参与到了公司的日常运营，或许就成问题了。”一位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基金业资深人士在谈到基金公司治理问题时如是说。

一些基金公司高管变动频发，而往往伴随业绩不佳或规模落后现象，基金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的 “将相失和”问题逐渐浮出。而在市场化竞争激烈的基金行业中，一些公司却因内耗而错过发展良机。

人事动荡

近一年多来，基金公司高管变动越发频繁，国联安、申万巴黎、富国、景顺长城、上投摩根、天治、华商、益民、信诚、中欧、信达澳银等基金公司先后更换了公司总经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数为拥有专职董事长的公司。

一提起“专职董事长”，很多业内人士都会想到上海金融工委系的三家基金公司：申万巴黎基金、富国基金及华安基金。

今年12月9日，申万巴黎基金公司公告，王成不再担任申万巴黎添益宝债券型基金的基金经理，至此，该公司投资团队6位基金经理中，最近一个季度更换了4位。

而这已经不是申万巴黎的第一次离职潮。

2006年，申万巴黎原投资总监张惟闵离职，随后研究部的主要骨干人员相继离开。了解申万巴黎的一位人士称，当时这些人的离去与他们和公司董事长姜国芳的关系有直接原因，该公司投研人士的招聘、薪金水平等都需经董事长同意。

姜国芳曾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申银万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申万巴黎基金成立于2004年初，申银万国证券持股67%，法国巴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3%。虽已成立15年，但两方股东的文化融合和发展思路等合作问题没有很地的统一。据悉，外方股东多次欲派遣投资总监，但被董事会否决。申万巴黎投资总监一职从2006年中期起曾一度空缺两年之久。目前，申万巴黎基金的4位高管名单中，专职董事长姜国芳、副总经理过振华、督察长来肖贤均来自申银万国，仅总经理毛剑鸣为外资方推荐，而据了解，该公司内部的多位中层也多来自申银万国，毛剑鸣实则为外资股东的“光杆司令”。而今，一方强势股东依然没有带来投研团队的稳定。

目前，申万巴黎共有8只基金，管理规模截至今年9月底共122.8亿元，排名第41位，旗下基金鲜见突出业绩表现和明星产品，在产品创新等方面也少有亮点。

知情人士称，不出意外，外资股东将放弃申万巴黎基金33%的股权。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由于“一参一控”的政策需要。

同为上海金融工委系的富国基金，来自股东方申银万国的陈敏为专职董事长，该公司在去年成为基金业首家以市场化竞聘的方式招聘总经理的公司，竞聘的部分原因即股东方对原管理层不满。最终富国基金高管大换班，原总经理李建国、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陈继武、主管市场的副总经理谢卫先后离开公司。

华安基金目前正在全球海选总经理，原总经理俞秒根升任专职董事长。而业内猜测，申万巴黎基金或许也会以类似方式竞聘高管。

因股东方对业绩、规模要求较高而引发的与管理层矛盾也曾出现在其他基金公司。诺安基金曾经出现过总经理离职时怒砸办公室的传闻，而在前总经理姜永凯离职后，原督察长奥成文火速上任，但据了解，目前该公司董事长在公司日常经营中仍有很大的决定权。

目前，暴露出类似矛盾的公司中，富国基金和国联安基金通过市场化招聘选择了窦玉明和许小松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

据本报调查统计，民生加银基金、诺安基金、长盛基金、华宝兴业基金等公司依然或多或少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头管理的状况，有些公司实则为董事长管理日常经营。

并不是所有专职董事长都会参与公司经营，也有基金公司的专职董事长与管理层合作关系较好，如海富通基金、广发基金等。

董事长的“签字权”

本报统计发现，在设有专职董事长的26家公司中，不少公司有着具备强势券商背景的大股东。而且，这26家公司中内资公司和合资公司各占一半，但合资基金公司的矛盾暴露更明显。

合资基金公司常会遇到内外资股东管理文化上的冲突。在合作协议中，外资股东派总经理、内资股东派董事长是许多合资基金公司的做法。如有矛盾，董事长和总经理间则可能出现各自牵制一方的现象。

董事长通常由大股东任命，对基金公司的治理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中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基金公司董事长应当加强与股东及其他董事的沟通，注重公司的发展目标、长远规划，不得越权干预经营管理活动。

如果严格执行上述规定，董事长不应成为股东方权利的触角。但作为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在法律上具有“签字权”，一些公司董事长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就是由于这个“签字权”。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专职董事长每日在公司上班，对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多有参与，该公司欲在上海某繁华地段立一块户外广告牌，户外广告的字体董事长都会亲自过问、几经修改。一些基金公司除了基金经理的招聘须经董事长同意外，普通的投研人员、包括市场部员工的招聘也需董事长签字。

就在去年，在某业绩中下游的基金公司投研会上，还出现董事长向基金经理推荐股票的现象。而这在基金业发展的最初几年并非新鲜事，当时基金业发展时间尚短，一些董事长自视对投资更了解，常会对基金经理的投资直接“指导”。

国内许多证券公司具有国资背景，多数有专职董事长一职，在公司业务体系大、管理体系分级多的情况下，专职董事长负责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关系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基金公司成立时，一些证券公司为大股东的公司会沿用设立专职董事长的习惯。

但公募基金公司的业务模式并不复杂：募集资金、管理资产几乎是唯一的主业。深圳一位总经理指出：从基金公司的企业规模看，如果小的公司只有几十人，且业务模式简单，是否需要双头管理值得商榷，关系臃肿反而会降低管理的效率。

内资基金公司中，无论董事长是否专职，强势股东欲安排人手参与公司管理的现象也很常见。例如，位于北京的三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东方基金、华商基金、益民基金，大股东为券商或信托背景，且均为股东方强势，今年都出于股东原因更换过总经理。

深圳一位基金业人士认为，关键是要有统一的领导，否则公司容易出现管理的混乱，而管理层强势好还是董事会强势好，最终的经营绩效也许是最好的考核指标。

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国内规模和业绩均排名居前的五大基金公司华夏、博时、嘉实、易方达、南方基金，均为管理层长期稳定强势的公司。

在基金业中，各股东争利、股东与管理层争权，直接影响到基金公司管理团队的不稳定和旗下基金的业绩表现，进而影响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一般为1亿-2亿元人民币，资金门槛不高，每年数百亿的管理费收入多数以利润分红形式进入股东腰包，但依然会出现上述股东对管理层经营业绩不满的鲜活案例。

“有一些基金公司各股东股权占比平均，很可能各个都是‘婆婆’，这样的公司更要命。”上海一位基金公司高管称。

股东方的出发点不同也使得董事长乃至整个董事会在公司中的作用不同。有的股东出于纯粹财务投资的考虑，利润最大化为第一要求；有的股东在基金公司管理层安排上首要考虑的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而非公司治理目标；而股东如果出于战略投资的角度搭建自己的资产管理平台，对基金公司企业文化、规模、经营都会比较重视，但有时介入较深也会成为强势股东。

嘉实基金一位高管称，希望有一天，《基金法》中可以明确规定出持有人利益、管理层利益、股东利益的排序，否则，尤其是股东利益和持有人利益的矛盾也许难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