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教授做嘉宾演讲。

　　王春正：财政支出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春正在今天举行的“2010中国经济年会·夏季·大连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称，中国采取的扩大内需等政策措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且在推动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王春正表示，要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支出要优先保证国家重点项目投入，增加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支出，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较快增长。此外，还要坚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坚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认真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普查，坚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严格控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王春正称，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工业投资增长速度放缓，同时，部分地区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增加了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的难度，“今年后几个月，价格翘尾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结构性上涨问题不可小视，”王春正说，目前管理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可以说我们完成“十一五”的目标时间紧，任务重。“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能否实现国民经济由回升向好到稳定增长的转变，关系到能否为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打好基础，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促使这一转变过程顺利实现，”王春正说。

　　郑新立：建议多给百姓“发”点钱

　　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由“回升向好”向“平稳较快增长”的转变。如何保持全年经济的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今年后五个月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坚持年初确定的方向不动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围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施精准的、局部的微调措施。

　　在他建议的四项微调措施里，郑新立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提到首要位置。

　　他认为，近期，国家应协调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幅度，而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也符合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要求。在随后的采访中，郑新立表示，国家相关部门应明确分配增加劳动报酬比例，公布行业的成本信息，公布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为企业具体协商提供依据。但他同时也提到，提高劳动者报酬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有一个中期计划，分年度逐步到位，给企业消化工资上涨压力以适当的时间，避免工资上涨幅度过急过高，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除了提高工资，郑新立认为，还应该适当提高农产品(18.62,-0.05,-0.27%)收购保护价，以增加农民收入。他说，“今年小麦收购出现国有粮库与民营粮食企业抬价抢购现象，与其这样不如适当提高国家最低收购价格，使粮农普遍得到好处。”

　　此外，郑立新还鼓励上市企业对投资者进行分红，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股民对股市的信心。

　　总之一句话：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这钱花起来才能“有恃无恐”！

　　陈元：美国金融体系恢复元气 还远远谈不上

　　美国大的金融机构是否恢复了元气？美国新出台的监管改革法案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生存状态有何影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有什么的机会……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2010中国经济年会·夏季·大连论坛”上发表观点：美国金融体系恢复元气，还远远谈不上。

　　未来的一年半年，经济结构还是存在风险，有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况。大家很关心，经过这两年之后，美国那些个头比较大的金融机构是否恢复了元气？

　　陈元认为，美国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大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他是靠大的体系拉动需求，把他的金融衍生品卖到世界，美国实际并没有那样强的国内消费需求。美国金融体系出现大问题的标志是，若干个大的金融机构出现了倒闭和濒临倒闭的问题。这就是金融体系的表现，也是金融监管当局货币当局对体系稳定性判断操作的的结果。

这样的操作是为了使一些无法挽救的机构退出市场，以挽救更多的，也就是牺牲小的挽救大的。这种操作使最大型的破产并购接近尾声，一些小金融企业破产并购还在进行当中。美国的AIG也被接管，现在也在进行重组，这些应该是大型机构，比短时间内的破产更稳定和影响小的多。

　　总的来说美国金融体系恢复元气远远谈不上，整个金融市场上是靠西方中央联合一致的低利率来维持流动性充足，而不是靠市场信心的恢复。各个银行靠流动性的充分交易来确保市场流动性，这个情况下，很大程度上，经济的运转，靠欧美体系外的因素，比如亚非拉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保持它最低水平的经济需求和运转。

　　如果说经济危机是生了一场大病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病还在治疗当中，而为了恢复元气，美国出台了新的监管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可能会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生存状态、盈利模式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这个法案能达到他的效果吗？

　　陈元表示，美国新的金融法案是力图解决一个自1929年来西方金融体系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这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中短期，对于治标的效果是有限的。

另外，美国人制定这些法案，都是要保护他的当前的一些利益。比如他当前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回复元气，他还要必须有助于这些金融机构恢复自身元气，所以不可能在一些具体条件上过于苛刻，使这些金融机构过不了这些坎儿，这对于当前来说，还是要解决好处理好的技术问题。所以近期来看，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元气恢复，对美国建立一个新的、适合社会的经济体系来说，帮助有限。

　　全世界的金融格局因为美国的金融机构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发生一些改变，这样的改变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变局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陈元认为，在这个经济危机之前，世界已经形成一个二元的经济格局，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建设美国融资，中国还没有那么强大，代替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作用，但是中国在世界上也发挥重大作用，中国有巨大的需求，是任何西方国家无法提供的。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解决历史上三亿将来十五亿的城市化，大家都很看重中国这一点。

　　中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在这当中有很大的发展机会。首先为中国发展融资，其次在国际上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只能是慢慢的、厚重的生长过程，是以货币和中国的金融服务为特征的，为中国体系走出去服务的。渐渐的建立起向中国供应原料，石油、天然气、铁矿石这些基本的原材料，同时使中国商品能够走出去，不但能走到有强大购买力的欧美，也能走向亚非拉，使我们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是中国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一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对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说，1995年中国在制定第9个五年计划时就意识到，当时的经济增长有些粗放，要向集约型转变。十多年来的发展虽然有所进展，但很不理想。

　　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王一鸣举例说，原来我们对出口的依赖度高，而且出口率高。危机爆发以后当出口受阻，矛盾就凸显出来。另外，以前依靠低成本的优势，现在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怎样用创新和技术研发来替代资源和要素的投入？这个矛盾也凸显出来。王一鸣认为，现在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1995年相比存在差异性，因为现在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导致内涵更为丰富，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为什么要此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此，王一鸣分析说，如果按照原有的模式走下去，虽然能走，但是成本会越来越大，代价会越来越大， 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业绩，而我们要怎样成功走向未来的30年，能不能继续保持高增长、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所以说现在提这个问题意义更为深远，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张立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中长期的更可持续发展

　　今年年初，国家在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也用到了“刻不容缓”这一成语。究竟为何要刻不容缓地改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刻不容缓，在于多个方面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都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当前的经济增长新一轮健康较快的基础就不能构筑起来。在政府政策的力量撤退之后，就难以依靠经济内升性的动力和市场的力量来支持经济达到相对比较快的增长。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关系到当前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中长期经济的发展。

　　张立群说，要刻不容缓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来自于三方面原因。首先，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世界复苏前景的中长期的判断是，外贸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要比2003-2007年有明显下降。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意味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着重要变化。面对这一状况，扩大消费对于扩大国内需求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最终需求，而投资是从属需求。如果能够通过进一步消费来带动投资，支持国内需求进一步的增长，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改变后，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必然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就涉及到当前市场需求的适应，还涉及到对中长期在国际竞争中谋求竞争优势的调整。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既关系到当前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也涉及到中长期发展的后劲。

　　第三点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的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张立群举例说，目前中国原有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方面，原来劳动无限供给已经开始变化。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发生招工难、工资提高的现象，这就要求未来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的提高。经济增长要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更多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张焕波：从“made in China ”到“made of China”

　　目前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决定了其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八点意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研究员张焕波认为，这八点意见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每一条都有丰富的内容，如果把每一条都做的彻底，必将会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很大作用。

　　对于其中提到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让全民分享劳动成果。”张焕波表示，如果对国民收入进行改革，让工资的增长率能够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相匹配的话，那么经济会实现平衡的局面。

　　张焕波分析说，当中等国家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时，会遇到“瓶颈”问题。中国在2008年已经突破了人均3000美元，如果要实现提高，就要通过自主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企业产品的含金量。“主要是要抓住品牌和技术，占领产业链的两个高端，从而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何德旭：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意义非凡

　　在“中国经济年会·大连论坛”上，公布了一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的“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在这份每半年发布一次的评价指数中，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较高和较快的20个城市。其中，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20个城市的是(排名不分先后，含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深圳、北京、广州、上海、大连、厦门、杭州、南京、青岛、苏州、长沙、沈阳、宁波、成都、济南、武汉、天津、福州、呼和浩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快的20个城市是，(排名不分先后，含直辖市，不含港澳台)：苏州、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大连、青岛、厦门、宁波、长沙、杭州、南京、成都、济南、沈阳、呼和浩特、天津、福州、武汉、温州。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表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的这份指数，从7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评价。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的效率、要素投资的环境和效果以及环境保护7个方面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面进行评价。何德旭认为，从7个指标来看，基本涉及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面。而指标体系列出来是第一步，下一步在很多指标的选取方面，以及内涵的把握方面都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他们将吸取各个专家的意见。

　　而这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起到积极意义。

　　黄海：国际贸易形势在艰难曲折中复苏

　　上半年来看，国际贸易形势在艰难曲折中复苏。现在这个复苏发展的非常不平衡，上半年来看，外贸经济总值增长43.1%，恢复到零八年前水平，但是发达国家相对慢一些，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日本恢复的好一些，欧盟相对差一些，比如一到五月，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了24.3%非常不错，日本更多，恢复到36.8%，都已经恢复到危机之前水平，但是欧盟，只有不到20%，16.3%，由于不平衡，各国想法就不一样。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有复苏，但是复苏的内生动力不足，尽管全世界看很多指标都不错，但是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失业率，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像美国六月份达到9.5%，欧盟五月份达到10%，这么高的失业率必然要影响经济影响发展，这也直接影响到贸易形势。

　　第三个特点就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这个影响不能低估。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的第一出口市场，欧盟的形式怎样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

　　第四个特点就是影响贸易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比如货币变化，大宗商品价格也在增长；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半年比较厉害，这些因素都会伴随世界贸易和中国贸易的下半年，尽管艰难曲折，但是还是在逐步的复苏。

　　谷源洋：下半年世界经济可能不如上半年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融入到区域经济，谷源洋认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有任何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影响；反过来，中国经济有什么变化，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关注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影响是双向的。

　　谷源洋认为，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微观的影响，比方说，美国发生了次低贷危机了，那么中国的学者老百姓通常就问，我们买了多少美国债券呢、我们受到的损失多大呢？这肯定受影响，但是影响大小肯定不一样。比如这次欧洲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考虑到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谷源洋认为在了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欧洲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思考对中国有哪些启迪、哪些教训？很高兴我们已经做到这些。比如为了不让我们的房地产过快、过猛的上涨，继而引起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快了对房地产的调控。

　　宏观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对世界经济走势做出一个整体的判断，并且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世界经济会不会发生二次探底，这对我们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特别制定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大的判断，对我们制定政策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谷源洋认为，总体来讲，今年下半年，世界经济的情况，可能不如上半年。这个主要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他的经济减速，从而引起全国经济飞速的一个增速，但是这个减速不是说在即将到来的第三季度。实际上美国经济减速从第二季度就已经开始了，去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5.6%，今年第一季度是3.7%，第二季度是2.4%，所以估计美国今年下半年三四季度美国经济的复苏的状态还不如人们的预期。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已经调低美国2010的经济增长，从3.2% —3.7%下调到3.0%—3.5%。谷源洋认为，美联储这方面的下调力度不够，认为美国今年能够增长到3.5%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讲，这没有影响到后一时期世界经济仍在进一步复苏。

　　谷源洋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动很多特点：一是政府推动性的复苏；二是不稳定的复苏；三是无就业的复苏；四是弱势型的复苏；五是南高北低型的复苏，所谓南高，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新型体系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比方说我们亚洲，新兴经济体系在今年可以达到7.9%。谷源洋认为，今年复苏尽管有些特点，但是复苏进程并没有壮大，还是在进行着复苏。

　　王军：要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

　　上半年为了应对多重经济状况下的两难困境，围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王军认为，这些政策对我们既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仍在下半年发挥作用，为今后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而对这些政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多个省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我们对一些落后产能的一些淘汰和清理，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些调控降温，我想所有这些政策都有一个核心、有一条主线，也就是我们今天论坛这样一个主题，这些措施本身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在上半年已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成效。

　　王军对有的人会担心这些政策的出台会担心产生一个叠加效应、担心会对我们的工业生产、会对我们的投资、会我们的物价经济运行可能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

　　他个人认为，如果会产生一个影响，也是我们宏观调控预期的一个影响，我们就是希望能把这个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能把过热的经济运行风险控制下来，所有这些举措，都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调整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下半年应该继续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经济运势走向真正的平稳较快的发展轨道。

　　刘遵义：城市化不是让城市变得更大更拥挤

　　城市化不是让现有城市变得更大、更拥挤！站在“2010中国经济年会大连论坛”的发言席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原校长刘遵义坦明他对城市化的理解。

　　在他看来，城市化是可持续总需求的重要源头，这里，“城市地区土地应当要求高度密集使用，城市市内交通应当是以大运量客运系统为主，而主要城市间的首要交通工具应当是高铁”。

　　但是，城市化不是让现有城市变得更大、更拥挤，而是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城市，经过政府统筹规划，对新旧城市的布局、土地使用、人口密度和城市市内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配置，让城市成为人们享受生活、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地方。

　　他认为，城市化可以跟自有自住房的发展互相配合，这会带动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2007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成功挺过。但是，因为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刘遵义认为，中国不能再依赖出口作为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必须尽量利用和发展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的增长，有超过80%是来源于有形资本(厂房建筑、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剩余的20%来源自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基本上并没有技术进步。但今后要维持长期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不能只依赖有形投入，因为有形投入有它的局限性，最终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刘遵义认为，中国经济2010年后的总需求增长，必须依赖于内需而非出口。

　　贺铿：出台“房产税”遏制房市投机

　　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切身的就是住房的价格，大家都期望房地产的价格能够马上降下来，让咱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但是最近显示的结果是房价同比还在上涨，环比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还需要延续吗，或者还是能够有个微调，让房价能够掉下来？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作贺铿在2010中国经济年会·夏季·大连论坛”上表示，为了房地产健康发展，应该尽快研究和出台房产税，有了房产税，房地产当中的投机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对房地产的调控，尽管价格没有下来，但交易量大幅下来了。当前，针对房地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贺铿认为，这是必需的，且毫不动摇的。贺铿认为调控不是指房价要下来多少，调控的指导思想是遏制投资和投机需求，规范土地收入的管理和使用，这才是调控的根本。而尽快研究和出台房产税，我们的房地产才能健康发展，只有出台房产税，房屋的保有成本加大了，投机者就会有顾虑，房地产当中的投机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现在，尽管房价没有下来，贺铿认为这是投机者、开发商、也包括少数地方政府跟中央调控政策博弈的现象。 再看他一个季度，再看他半年，这种僵持的局面，会打破的。在打破之后，让房地产商、投机者和部分政府恢复到理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出台房产税问题，只有房产税、交易税才能保证房地产健康发展。

　　但贺铿认为，目前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的限制贷款、限制购买等调控手段行政色彩太浓。但已经这么做了，就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购房的贷款方式，应该是银行的一种企业行为，国家应该看他怎样扶持中低收入者购房，而不是干预他，让银行根据其自身安全性，确定比较长期的房贷政策。

　　现在有部分城市房价特别高，那不是真实的需求引起的，真实的需求是由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如此快的房地产发展。现在的房价是投机问题造成的，千方百计监管控制投机行为，才能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

　　对如何征收房产税，征收的标准是什么？贺铿提出一些建议，他认为，房产税的征收应由各地政府根据收入情况制定起征点，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就收房产税，超过的越多，征收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