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穆迪和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向希腊“发难”，将希腊长期主权信用级别降至负面。而今年4月份，标普又将其降为垃圾级，并由此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欧盟各成员国“人人自危”，甚至不少专家警告其可能引发第二轮金融危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信用评级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作为挑战者形象出现的大公资信，又有什么样的资本向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公开叫板？

　　据了解，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是可为所有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机构，2005年起涉足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领域。1999年，大公与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结成战略联盟。大公国际拥有员工500余人，在国内设有6个区域总部、34个分支机构；海外设有2个办事处。

　　“三大”遭质疑

　　大公借机推主权信用评级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 “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弗里德曼甚至说，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

　　但在最近，人们开始发现，穆迪和标准普尔、惠誉国际这些所谓的国际“三大”其实并不可靠。这三家评级机构垄断全球92%信用评级。德国《明镜》周刊6月的文章说，三大机构可以通过降低一国的信用级别，让投资人抛售一国国债，毁灭这个国家，比如希腊。

　　就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备受质疑的当口，标榜独立的大公资信，适时推出了国内首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报告。这份报告的出炉，自2005年起历时五年，斥资两千万元。

　　作为首份非西方国家主导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大公国际7月11日推出的《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被业界称为“一鸣惊人”。

　　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结论不同的是，大公国际报告在调低了美、英、法等传统发达国家信用等级的同时，提高了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等级。尤为惹人关注的是，大公国际还“剥夺”了美国的AAA顶级信用评级。

　　大公资信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对大公资信的评级标准评价很高，但在多位投行人士眼中，大公资信在国内的影响力并不算大。

　　中信证券(12.34,-0.02,-0.16%)一位资深投行人士称，自己和不少同行接触过的国内评级公司只有中诚信(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并未同大公资信打过交道。南方某券商投行总监则明确表态称，在国内四家主要的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另一位与大公做过两三个项目的投行人士认为，大公在国内地位与联合资信评估公司差不多，但在中诚信之下。

　　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共有5家获得认可的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24.46,-0.14,-0.57%)评级。其中，穆迪于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之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的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目前，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在洽谈收购事宜。

　　就上述情况而言，国内五家评级机构中仅大公资信依然是国内的资本为投资主体。这种“独立”性，成为大公资信对外主打的一个“王牌”。

　　国内一评级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据其了解，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目前国内只有大公一家在做，其他同行主要对在资本市场发债融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评级。至于为何其他公司都不涉足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上述人士表示与投入产出有关，因为评级公司现行盈利模式为发行人付费，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并没有人给评级公司付费。

　　评级“大不同” 大公称理念和方法有差异

　　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中，美英等西方老牌经济大国的信用等级历来是 AAA。但在大公资信此次推出的50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中，和三大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相比，级别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达27个，占总数的54%。这5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90%。

　　关建中认为，产生上述差别的具体原因在评级理念和方法，“大公不以意识形态划界，持平等维护国家信用关系各方利益的根本立场。”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则是政治、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外汇资产。

　　记者从三大评级机构的网站了解到，其评级标准和业务模式“大同小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短期债券信用6个等级。

　　今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和短期主权信用级别分别降为BB＋和B。这两个级别都可大致解释为，希腊的债务偿还能力脆弱，希腊的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业内人士称，表面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除了按照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政治因素、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考虑到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

　　“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业内人士称。

　　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介绍说，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增加中国的海外融资成本。

　　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通行的是，将举债能力作为一个国家信用评级衡量的核心标准。关建中则认为，支撑国家偿还债务的根本是该国财富创造能力，而并非举债能力。关建中列举了大公资信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几个核心要素：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

　　其实，上述标准之差也反映了债权国和债务国立场之别。

　　关建中认为，美国奉行的评级标准都是在维护债务国的利益，“由债务国来对债权国国家主权信用进行评级，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关建中认为，还原到最基本的信用关系概念，由债权国对债务国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才是正理，债权国理应掌握主权评级的主动权。

　　除了评级理念和方法之外，大公资信认为其在评级流程上与国际机构基本一致，数据也采用世界银行、各国统计局等官方公开数据。

　　国际化受挫 申请进入美国市场遭遇拒绝

　　在成功发布首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之后，大公资信也面临一连串难题。

　　关建中向记者透露，4月中旬，美国政府已将大公资信进入美国市场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据介绍，美国拒绝大公国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公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在美国未设有任何机构，未对任何美国公司进行评级，也未有任何美国公民订阅其评级”。二是“(美)证交会至今仍无法确定在当地适用于大公的法律框架内，大公是否能遵守交易法”。

　　关建中表示自己曾在华尔街打拼多年，大公国际的申请文件是完全依照美国法律完成的，要是不被批准进入美国，大公国际如何能在美国设机构和开展业务？没有业务，又如何判断大公国际是否能遵守美国的交易规章？关建中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美国在实施评级主权的保护主义，因为评级主权是国际金融的制高点。

　　他告诉记者，与美国政府积极支持三大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公咨询尚未获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为何没有得到支持，关建中则表示一直不知道应该向哪个主管部门申请援助。

　　对记者提出的是否可以考虑“以股权换支持”的问题，关建中一口予以否定。他指出，虽然公司股权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其选择引入新战略投资者的原则是不能影响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考虑引入国有股东，也尚未考虑引入外资入股。

　　关建中认为，美国三大长期垄断市场的评级机构，被这次金融危机证明是失败的，而其原有的垄断地位也遭受质疑。在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难以充分揭示信用风险的时候，也是进行信用评级体系革命的时机。“如果中国评级公司不抓住这次难得机遇，往后打入国际市场将更加艰难。”

　　正如一位长期从事债券发行的投行人士说，与国际机构相比，我国评级机构的技术能力并不差，只是缺乏长时间积累的市场认可度，而三大国际机构都已经是百年“老店”。此外，国际机构还有美国强大经济做支撑，而中国经济实力目前尚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

　　而上海新世纪评级公司相关人士则对记者表示，就全球而言，国内评级机构在评级历史、管理经验、数据积累、市场影响和债务工具发行当中的地位等方面，与国际评级机构还存在较大差距。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丁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