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大学本科刚刚毕业的英国人StephenGreen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个援助项目，他和几个同样好奇的年轻人一道来到了赤道以南一个偏远的村子，那里没有水、也没有电，属于非洲大陆东南部的国家莫桑比克，当时这个国家刚刚结束了内战。

这个英国小伙子的任务是为那里的村民分发玉米、红豆之类的食物。当他在15年后回忆起那个国家时，脑子里出现的没有夕阳下漂亮的沙滩，也没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他每天早上需要五点钟上班，然后坐上装满食物的笨重卡车，开往村口等待分发的人群队伍。他们会在路上警惕地张望，以防那些扛着大刀和枪铳的劫匪，当然还要留心路边的地雷。

对于刚刚学习了四年英国文学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太刺激了。但他明显有点吃不消。他说，“我非常喜欢外语，非常喜欢生活在国外，但是非洲实在是太危险了。”于是，他想到了中国。

1998年4月的一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这一次他是带着女友来旅游。但中国比非洲还要令他震惊。

当他从北京首都机场走下飞机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中国竟然有这么多人！在来到北京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么多人可以挤在一座城市里。一路看下来，他觉得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洲，是另外一个世界。

1998年的中国还是让这位寻找浪漫之旅的年轻人失望了，他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的中国是“下一个世界的中心”、“亚洲正在崛起的巨人”、“充满了潜力”，他和他女友心里的中国应该是有古老的建筑和漂亮的风景。但当时他们看到的中国，都矗立着20世纪60年代的单调建筑，整齐划一，没有风格，更明显的标志是，很多偏远地方的建筑物上刷满了充满“共产主义”味道的标语。这样的景象，让两个正在享受爱情的年轻人感到有些沮丧。

这种感觉并没有打消他对中国的好奇。2003年，在读博士的时候，他再次来到中国，选择的城市是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做了10个月的访问学者。在上海的10个月里，他不停的探访和中国证券市场有关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因为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股票市场研究”。不过，日后他提起这篇论文时说，“仅仅是梳理了一下历史，并没有提出什么独特的见解。”

博士毕业后，他到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成为该机构亚洲项目的主管。他对中国的好奇心丝毫未减，他研究了中国国企改制，并且形成了一份报告。几年后，当他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后，他说：“国有企业就像是马路上的公共汽车，民营企业则像是自行车，一旦出现了问题，公共汽车引起的反应要比自行车大很多。”

在供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期间，他经常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参加由他组织的论坛。2004年的一个午后，他论坛的一个常客——渣打银行的首席分析师邀请他一起喝咖啡。这名首席分析师突然问他，对未来的打算。

StephenGreen，这个聪明的英国人马上回答说，“第一，我想去中国；第二，我想去一家著名银行的研究机构工作”。结果，他很快就来到了渣打银行的办公大楼，职位是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

六年后，中国当初带给他的沮丧感马上就被一股新鲜的刺激替代了。王志浩对中国的变化开始感到惊奇。

他上班的地方——上海陆家嘴——被中国政府作为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打造，一幢接一幢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它们连同其他办公楼一起矗立在古老的黄浦江畔。而上海原本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已经被淹没在高耸的钢筋丛林中，难觅踪影。

整个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GDP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近十年来，中国推倒了大量的旧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眼里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式建筑。对于这种模式，他在几年后开始了解，并且成为他日后衡量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比例差不多是47%”，然后，他习惯性地补充说，“这是一个差不多准确的数字”。

和很多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一样，他总是试图发现更为准确和真实的中国，但是这里却充满诸多的不确定。他说，今后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的比例都会提高，差不多要到60%左右，所以大规模的投资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问题是，这些结束之后，中国靠什么发展？

到处兴建的豪华别墅和办公楼就是中国现代化标志吗？

“不是。”他想了半天才说出他的答案。他说，“在陆家嘴上班的人才代表着中国的现代化，而建筑物只是外表，我不会在乎外表的东西”。他又补充说，“但我认为中国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是当下很现代的中国人，他们关心房子、关心工作，而对政治却不太关心，这和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人不一样。”

他从充满“现代感”的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中国的未来。他预测，中国经济模式真正的转变将可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开始。到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个国家将越来越缺少廉价的劳动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正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建造了各个地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并使整个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

他说，当中国的有效劳动力越来越少，而工资增长越来越高的时候，中国的拐点就要到来了。因为这会迫使更多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去发明更有效的机器，来代替已经不再廉价的劳动力。这种情况曾经在英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就是那场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著名的工业革命。“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一旦到那个时候，中国的GDP会增长，中国人的工资收入会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会自动地转移到消费方面。”

2006年，他曾经在深圳看到过这种转变的发生。那时他到一个电子厂去考察，他在这家电子厂的一个车间里惊讶的发现，竟然只有一个女工在操控着一台很先进的机器。老板骄傲地告诉他，引进这样一台先进的机器，虽然价格不菲，但是同时却替代掉了200多名手工工人。这让王志浩意识到，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转移，中国正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理想化的演变。中国的决策者也在考虑对中国增长模式做出改变，2008年底的一场经济危机，是政府正在力图抓住的机会。他们比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更加希望看到拉动GDP的引擎更多地转移到消费上来。

过去几年间，无数个经济学家都为中国设想过各种各样的场景，在这些设想的场景中，有的在逐步远去，有的却渐行渐近。

同样，王志浩也对他的预测充满担心。他说，中国实现经济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在政府，要看政府如何推进改革。中国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垄断，还有人民币汇率……

王志浩想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专家的理由也出奇的简单。在他读 “世界政治与经济”专业的博士学位时，就已经知道了很多因为研究中国而出名的经济学家，比如胡祖六、谢国忠、乔纳森·安德森……“他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问题，可以写出来，可以因此很出名，这真是太有趣了。”他说。

他很快就变得和胡祖六们一样出名了。因为他第一次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游散的资金热衷于中国，当然它们大部分脱离了中国银行和货币部门的监管，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称它们为“热钱”。

2006年，当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中国的热钱时，王志浩抛出了自己的报告，这篇报告通过使用各国海关数据的相互对比，经过调整，估算出中国通过正常的进出口报价调整形成的资本流动规模和变化趋势。这份报告引用了大量扎实的数据和细节，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

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从王志浩的报告里知道，热钱进入中国可能是预期人民币升值，或预期一个更高的收益率。热钱进入的渠道可能是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或者进出口贸易，或者通过地下钱庄，或者从香港直接到深圳的账户。王志浩推断的结论是，中国热钱流入量可能是贸易顺差的10%-15%。

他的朋友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说，王志浩的风格是，永远关注最受关注的问题，用数据说话，重视细节，以严密的经济逻辑来支撑分析过程，并谨慎客观地得出结论。

这位学习英国文学出身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因为王志浩的预测总是会出奇准确。比如，他在2007年10月的时候就预测，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放缓。他还预言，届时一场关于如何刺激经济的激辩将拉开帷幕，而在2009年或者2010年，甚至可能出现激进的财政政策，比如加大公共领域的投资。

当然，媒体在报道他的研究成果时，更多的是看重他得出的结论，而不去在乎他结论的由来。不过，这并不妨碍他逐渐成为诸多研究中国经济专家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他总是会在中国经济政策做出转变的前后，密集拜访掌管中国经济政策大权的政府部门，比如央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志浩会完全相信政府传递给他的信息，相反，在更多时候，他都会怀疑。

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相信记者。他会经常约见中国财经媒体的记者，和记者们交流那些刊登出来的文字背后的东西，以及那些更加真实的现象。

他信任记者的理由更加令人惊讶。他说，在中国，记者是一个不能挣钱的职业，在不能挣钱的职业里工作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会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因此，记者不太可能会被利益集团所操控。

在2009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王志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文书，名字叫《大国经济之路》。他在书的封面上提了三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什么是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数量众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其实比王志浩更希望知道问题的答案。

中国目前最红的传媒人、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说，“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作者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与他的汉语水平同样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