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换个角度。在哥本哈根的眼中，谁才是他的主角呢？

谈判代表们压力巨大，固然风光无限。一群群小人物略成的缩影也成为了这个小城的一道风景。

被抛弃的人

  这是一群让人同情但又敬佩的人。

丹麦，这个北欧的寡民小国，为这次大会已经准备了两年，以应对一切状况。

然而大家的热情还是超出了哥本哈根这个小城的想象。

开幕式当天的清晨，当我到达主会场Bellacenter的时候，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从各处刚刚赶过来准备注册的人群，但是实在是不能接待了。”

据悉，本届气候峰会参加人数将创下历史之最。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新闻处发放的紧急通知显示，只能容纳一万五千人的Bellacenter竟 “被迫”接待三万四千人的入场要求，早已不堪重负。

会议主办方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限制入场人数。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能看到会场外依然排着的队伍，他们期待进去的机会。10日傍晚，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在Bellacenter外守候，这是第四天了。她说只想用我的证件进会场看一眼，明天就回国了。可惜没能如愿，被里面的保安拦了下来。

多少人不远万里来到哥本哈根，他们被大会抛弃了，但是，他们真的被抛弃了吗？

组织

  这是一群狂热的激进派，他们将喜欢与不喜欢挂在“脸上”，拒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拒绝闪烁其词，拒绝“顾左右而言他”。

支持和监督大会的组织太多了，他们提早来到哥本哈根预热，马不停蹄的在会场内外穿梭、呐喊，为12月18日能有一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呈现在世界面前。

乐施会、绿色和平这样的国际NGO组织显得较为理性，他们有计划、有策略的将自己展示给大家；而一些较小的组织则表现得更为狂热，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咄咄逼人。

这一群体泾渭分明的划成两个界限。

10日的傍晚，下着小雨，HansSchultz站在Bellacenter外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因为他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反对者，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来自TheSchillerInstitute。

HansSchultz一口气跟我说了半个小时，他说：“气候大会不过是各国瓜分金钱和利益的一个场所，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真的有那吗大么，这些政治家目的根本与气候无关……”

“我们不被大会欢迎和邀请，我们在最合适的时间进行了注册，但是被拒绝了。我现在只能在场外，进不去会场。”HansSchults滔滔不绝的跟我抱怨。

企业

早在会议开始前，西门子公司就在市政厅广场立起了欧司朗圣诞树，由万人组成骑自行车的队伍蹬车发电点亮。

在这个小城，这些大的跨国公司策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为气候变暖呼吁，也为公司宣传。

然而，香柏环境（重庆）投资有限公司的张鲲是我遇到的一个异数，他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开发CDM项目，只身一人来到哥本哈根。

“想过来感受一下大会的气氛，我现在做的这些项目是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当然不可能不追求利益，有了利益才能做得更多。”

张鲲一年多以前还是重庆主管规划的一位公务员，生活条件颇好，机缘巧合他认识了CDM项目，毅然下海经商。“我觉得做这些真的不仅仅为钱。”张鲲告诉我他现在基本不开车，四岁的儿子都有了很强的节能意识，从来都是随手关灯。

不该戴着任何有色眼镜去看待任何人和任何一个群体。

媒体

  这是一群“疯子”，随处可见，无孔不入。他们从来都是匆匆赶路，做着与这个闲散自在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极为不搭调的举动。

和我住在一个酒店里的还有其他三位中国记者，由于截版时间的不同，步调从来没有一致过，但是重要的发布会、边会议及活动，又是那样没有惊喜地不期而遇。

除去专访，这里没有独家，只有角度，包括任何角落。

每天都会碰到某人打着呵欠出门，然后平静的告诉对方“我又一夜没睡”。

我与英国《卫报》的一位记者颇有缘分，在车站遇到过三次，每次都是巴士已经没有了，两个人share，坐出租车回酒店。

更可笑的是，每次我们互相要名片，都发现各自的名片已经发完。